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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2期

论坛特稿 | 加强国际传播，更好地塑造中国形象

【摘要】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国际上对中国信息的需求持续上升，人们期待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但是对中国的意图也存在许多担心和戒备,在国际舆论中不乏歪曲中国形象的负面声音，这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复杂心态，也说明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待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我们需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以中国贡献体现中国精神，改进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让中国人的故事和中国叙事得到更好更及时的国际通达。

特别策划 | 大国形象与大国气度

百年奋斗，再启新程。大国气度，大党担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中国栉风沐雨72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迈着坚定的步伐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

特别策划 |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深刻意蕴与重要意义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论述是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金钥匙”，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科学回答了在新时代“为何提升”“提升什么”和“怎样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基本问题。从价值论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是强国力、促安全、展形象、作贡献的现实需要。从内涵论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主要以扩大国际传播影响力、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提升中国形象亲和力、增强中国话语说服力、壮大国际舆论引导力为内容表征。从方法论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要突出话语的政治性、夯实话语权的基础、加强话语议题设置、推进话语能力建设。

特别策划 |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国际形象构建

【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国际形象构建面临着话语崛起、话语复兴与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剪刀差”，面临扭转国际话语场域的主导权与突破西方传播语境的封锁，摆脱国家间话语博弈中的“话语失语”与“话语塌陷”等窘境，担负着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特殊经验和发展规律上升为全球发展的普遍经验和规律的使命。为此，我们要主动设置话语议题，将中国问题作为支撑话语生长的现实基础；有力制定话语规则，将中国术语作为支撑话语权威的中枢神经；自我塑造话语进程，将中国立场作为穿透话语转换的独特基因；深层提供话语内容，将中国价值作为彰显民族自信核心范畴；鲜明辨别话语真伪，将中国理论作为支撑话语传播的引领标准。通过“大国形象”“话语符号”“数字场域”构建真实立体全面的“强而不霸”的中国国际形象。

特别策划 | 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摘要】作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中国需要构建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此，应立足“文化间性”，把握跨文化交流的规律，设计好国家形象跨国建构的指导原则与操作方案。要对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非预期性”有充分的认识和心理准备，超越以自我中心的思维，不断加强对“他者”的理解，改变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单一化倾向，构建好中国国际形象，向外部世界呈现一个立体真实、多元活力的中国。

特别策划 | 寻求对外沟通的最大公约数

【摘要】超越传统的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框架，建立对外战略性沟通体系，既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时代需求，也是对外沟通主体多元化、沟通形态多样化的客观要求。战略性沟通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体系。在价值观体系之间存在自然的差异，但并不天然就成为冲突要素。要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有效沟通、实现良性共存，中国要多用包容性语言，寻找沟通双方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多用行为语言，从长期、共存的视角来构建自己的对外战略性沟通体系。

特别策划 | 做好网络空间的对外文化传播

【摘要】网络空间为对外文化传播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对外文化传播是一个多主体、多方面、多层级的复杂过程，加强中华文化在网络空间的对外传播，需要从宏观上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辩证关系：一是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专业精神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二是处理好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以自信平和的心态，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加强现代文化的传播；三是处理好官方和民间的关系，推动对外文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激活市场和民间活力；四是处理好传者和受者的关系，以共通性、互补性、贴近性打破跨文化传播的隔阂；五是处理好线下和线上的关系，在增强文化实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网络传播的优势。

特别策划 | 讲好“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故事

【摘要】由于西方智库和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妖魔化解读，如何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行动，都符合人类发展的共同愿景和价值观，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方向。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应该在内容方面紧扣“一带一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在方法上则需要做好宏观叙事与微观讲述的有机结合。

特别策划 |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彰显大国风范

【摘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了中国与世界、民族国家与世界关系发展的内核，彰显了至善性秩序价值、共享性利益价值与解放性发展价值。基于该价值建立起有效的国际传播叙事思维与叙事落点，成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挥旗帜作用、引领世界共同实践的现实需要。

热点述评 | “能者困境”的深层原因与破解之道

【摘要】“能者”是一种稀缺资源，理应在关键处发挥作用，不该在“过劳”中无谓消耗。但由于工作要求与资源分配之间的错配、人力资源管理职能间的逻辑性割裂、公正与效率价值的相互挤出等原因，“能者困境”亟待引起各方重视。为此，应善用权变模式、平衡工具—价值理性、强化敬业激励，突破“能者困境”。

热点述评 | 村干部实行职业化管理的成效及思考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因不能进城务工增加家庭收入，以及完成上级安排的各种任务的现实需要，村干部越来越职业化了。村级治理面临的服务、管理、组织动员、统计四项工作十分繁杂，加重了村干部负担，导致村级组织越来越机关化、文牍化，而让村级组织悬浮在村庄之上，与农民群众脱离了关系。应警惕村干部职业化引起的机关化现象，不断加强村庄自治，有效组织动员村民群众，促进国家资源下乡与农村基层有效对接。

热点述评 |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

【摘要】乡村振兴的实现不仅需要激发不同主体参与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而且要在行动者的主体性中引入公共责任、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基础，纳入公共文化认同和制度体系，进而实现主体性和公共性的融合。从主体性到公共性的融合是不同主体之间凝聚群体理性、协调不同利益和行动、走向共建共享的过程，需要从利益联结、组织联结、公共文化认同构建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财经聚焦 | 培育和扶持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摘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中小企业中的杰出代表，是我国制造业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后发布了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对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培育而言，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体系和自下而上的培育辅导体系之间，应该由省（直辖市）级政府发挥润滑剂和推进器的作用，同时市县和乡镇层级的政府部门应着眼于解决企业所遇到的实际困难。

财经聚焦 | 军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摘要】军工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事关国家安全，而且是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新发展阶段，军工企业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党建工作高质量、创新发展高质量、协调发展高质量、绿色发展高质量、开放发展高质量、共享发展高质量六个方面入手，探索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具有军工特色的发展路径。

财经聚焦 |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产业转型破围之路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湖南时强调要“做好洞庭湖生态保护修复”。加快推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产业转型发展是优化湖南、湖北生产力布局，切实“守护好一江碧水”的重要途径和治本之策。通过对洞庭湖区32个县市区、高新区、经开区、管理区相关职能部门和86家骨干企业的走访调研，笔者发现当前湖区产业转型发展面临自身效能不足、外部环境不优的多重障碍，需要从产业融通发展、特色品牌打造、软硬环境提升和要素投入保障等层面创新发力。

党史党建 | 中国共产党创造百年辉煌的历史经验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三个一百年”的重要论述生动阐明：百年党史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领导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人民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三个一百年”留给我们的最深刻历史经验和最鲜明历史启示就是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矢志不移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一以贯之地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史党建 |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治理逻辑

【摘要】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和重要保障。就制度系统而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已形成监督主体一体化、监督客体全覆盖、监督过程协同性的总体框架和制度体系。就治理逻辑而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持党的领导和自我革命的相辅相成、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有机融合、全面监督和重点监督的相互促进。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升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治理效能，必须优化监督体系、完善监督制度、提高监督能力、提升监督效能。

党史党建 | 农业税费改革的重大意义与宝贵经验

【摘要】中国共产党征收农业税要实现的功能，是用之于民和服务于民，与封建社会征收农业税用之于和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着本质不同。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之初的时间节点作出农村税费改革的决策，是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历史逻辑的必然，是“大仁政”前后周期转换的重要标志之一。农村税费改革实现农民负担由治标到治本的历史性之变，成功走出了农民负担“黄宗羲定律”陷阱，促进了政府职能转换和公共服务新政的形成。国家承接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成本和构建公共财政下新的农村公共服务政策体系，是农村税费改革成功推进的宝贵经验。

党史党建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军原则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建军原则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总结出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建军原则。这一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产生、发展及落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准确理解这一重要论断，对研究早期的党史、军史，把握党指挥枪建军原则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大有裨益。

党史党建 | 用辩证思维提升党史学习实效

【摘要】党史学习教育需要准确揭示和把握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在学习目标上层次清晰、在学习成效上渐次增长。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明理是增信、崇德、力行的基础；增信是明理、崇德、力行的核心；崇德是明理、增信、力行的根基；力行是明理、增信、崇德的落脚点，四者之间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准确揭示和把握四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深刻把握党史学习教育、提升党史学习的效果具有重大意义。

域外观察 | 国际反制裁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启示

【摘要】随着技术的加速迭代与全球竞争的不断加剧，反制裁体系的建设对我国构建高质量外贸体系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从生态优势、逆向创新、新经济增长、内部化资源配置等四个方面对国际反制裁制度生态网络的构建规律和特点进行分析，以制度体系建设为基础，结合网络科学、创新管理、技术经济、公共治理等跨学科理论视角，讨论了国际反制裁体系中关于次级制裁、长臂管辖等问题的形成机制和应对措施，为我国参与反制裁制度生态体系的全球治理提供前瞻性启示。

域外观察 | 当前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分析

【摘要】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推动将气候政策全面融入美国未来经济发展规划的气候驱动发展战略。基建法案和社会开支法案集中体现了该战略的核心诉求，而联邦政府与国会、州政府、化石能源利益集团之间所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相互纠缠、相互渗透，已成为决定美国联邦气候政策走向的深层逻辑。在各种内外因素的激烈碰撞下，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矛盾本身的性质都随之变化，处于焦点中的拜登政府面临着把握良机、巧用策略、突破困局的重大考验。

文化纵横 | 主旋律影视作品走红的密码

【摘要】新主流影视作品的崛起，以工业化制作的视听盛宴、新的题材开拓和集萃式的创作方式、类型化的审美表达和青春叙事话语，突破了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固有面貌，改变了一段时间以来主旋律影视作品叫好不叫座的格局，在赢得口碑的同时赢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极大地唤醒和激发了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公众的审美热情。

文化纵横 | 短视频赋能文化传播的现状及策略研究

【摘要】视频的迅猛发展和其对社会的全面介入，让当代社会进入到了一个“视频社会化时代”，从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角度来说，在视频社会化时代，以快手、抖音短视频为代表的视频平台也日益介入到当代文化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极大地改变了过去以文字和印刷为主的文化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而加强专业力量介入视频文化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提升视频内容的文化和审美内涵；培养和加强观众的视频素养，提升他们对各种视频的识读和审美鉴赏能力；主流媒体主动介入和引导，积极推动视频传播优秀文化，是视频社会化时代提升视频文化传播能级的三个重要举措。

文化纵横 | 红色文化为思政教育注入深厚力量

【摘要】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立德树人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不断夯实红色文化理论；让其他课程与思政课程建设形成协同效应；构筑红色文化实践教学的立体模式；建立“互联网+”红色教育平台等，将红色文化更好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让红色精神血脉不断赓续。

文化纵横 |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重向度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表现，其核心逻辑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进程的高度自觉和深度把握。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三重文化理论路径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对于夯实主流价值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引导和文化引领作用。

读史札记 | 明代政坛的士人写照

【摘要】明朝初年建立了以儒学士大夫为官僚主体的政治架构，这成为形塑士人从政精神的制度土壤。科举制度的推行与朝廷对理学思想的维护，使朝廷与官僚士大夫之间形成了价值共识。官僚士大夫常常凭借这一价值共识，通过坚守儒家政治理念来彰显道义力量，维系政教秩序。科举制度培育出沉淀于地方社会的士人群体，在社会思想逐步逸出理学范围的中晚明时期，他们成为政治活动的民间参与者与社会舆论的制造者。地方社会的学术传授、文艺交游也因他们的政治参与而与朝堂斗争复杂纠葛。明朝士人从政精神的塑造与从政模式的形成，源于明朝以士人为政治、社会、文化中坚的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