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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5期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百年以来中共“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建党纪念文本等文献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作了深刻阐述，建构了以“中华民族”“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等为核心术语的、“一个梦想、两大任务、三次飞跃、四个选择”的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体系：党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其他政治力量无力扫除民族复兴两大障碍、无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想之时，接过了救中国与发展中国、争取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的接力棒，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致力于争取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解放与复兴”，革命时期相关文本强调党要肩负起拯救中华民族、实现民族解放的重大责任，建设时期文本强调党要承担起建设新中国、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改革时期文本强调党要担当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使中华民族迎来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相关文本建构了革命时期“做了一件事”，革命、建设时期做了“两件大事”，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作出三个“伟大历史贡献”，使中华民族迎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次伟大飞跃的宏大叙事。近代以来历史与人民的“四个选择”，即“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三次伟大飞跃”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实践的演进及其核心经验

回顾百年，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和乡村的治理任务主要经历了“农民革命—工业建设—农民减困—乡村振兴”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治理以此为依据，设立乡村治理目标，探索治理方式和寻找治理力量。党的乡村治理实践基本上是围绕“治理力量”“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的主线展开，不同时期乡村治理的具体内容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百年来，尽管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乡村治理实践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但是在不断探索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主要包括：始终坚持和改善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对乡村治理“设定要求和建立规范”的主导作用愈发突出；以任务和需求为导向，适时调整乡村治理目标，治理方式越来越法治化和制度化；始终抓住乡村治理的主线，一以贯之等。这些核心经验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方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靶向优化还是自主进化：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的甄别与方向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变的必经之路。2020年新冠疫情暴露了我国治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引发了诸多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常见”批评。为了更有力地回应这些批评以及更好地推动中国现代化之路，需要阐释清楚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存在最优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什么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等三个命题。国家治理体系的信息系统化不仅解构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同时该系统模型的稳定性检验和最优国家治理体系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矛盾也证明最优国家治理体系并不存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只能是自主进化而非靶向优化。进而指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追赶体制，该体制具有的四个失衡特征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生性匹配失衡的不稳定机制是导致国家治理过程中一系列典型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最后，根据国内外环境变化和追赶体制自身的弊端，提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追赶体制转向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标的协调体制，并从信息系统模型的六个环节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论“两山”理念所蕴涵的经济文明思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两山”理念，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与指导思想，也蕴含着深厚的经济文明思想。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文明观的视域中，“两山”理念，把“绿水青山”看作是财富本身而不是生产财富的工具或手段的思想，把“绿水青山”视为“金山银山”来保护与建设的思想，内含了新的财富观念。“两山”理念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共同演进。这不仅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还展现了生态经济思维。在当代中国，我们一定要在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人类经济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数字化建模：新视角探索经济复杂性

日益复杂的经济金融活动，对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提出了更高和更迫切的现实需求，数字化技术及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为此开辟新的视角和空间，提供新的有效工具手段。本文从人文认知视角和在微观行为分析层面，着重阐释数字化建模的原理、必要性和意义及可行的技术实现途径，探索如何用数字模型更好地揭示个体与群体的复杂行为关系，促进现实复杂经济与理论空间的零距离对接，并剖析CAPM模型中系数生成的内在机理和作用，尝试数字金融模型的构建及应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市场失灵视域下的政府功能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因市场客体缺陷而产生的市场失灵，相应地，包括奥地利学派在内的更为广义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市场的深化，市场失灵可以得到完全的克服，由此也就形成了对政府功能的否定。但实际上，市场失灵至少表现在这样四个层次上：一是源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配置效率不足；二是源于人性缺陷的非配置低效率；三是源于社会不平等的分配不公；四是源于市场堕落效应的社会价值腐化。而且，正是后面三者使得市场失灵具有内在的持久性、能力不及的无效性以及持续扩大的广泛性，由此就为政府功能的持续存在和不断壮大夯实了基础。尤其是，基于缓解和克服市场失灵的维度，还为政府所承担的基本职能确立了方向，这集中体现在四大方面：一是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二是提升人的亲社会性；三是缩小人际的不平等；四是避免商品化的过度。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如何塑造遵守规则的动机?

在现代社会里，如何确保人们普遍与稳定地遵守规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主流思想——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想——由于其内在理路却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休谟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他的制度演化与“人为德性”的理论为理解如何塑造遵守规则的动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不过，在论述上休谟侧重揭示演化的理性逻辑，对演化过程进行了逻辑重构，因而对动机塑造过程的描述不够系统明确。研究者们一直试图把握他的确切观点，探讨了各种可能的理解，却囿于现代主流思想的框架局限，没有认真对待最自然的一种解读。这个解读就是休谟直接从人们基于自利动机而遵守规则的长期实践，来理解“人为德性”或动机倾向的衍生。要理解这个从“自利”到“人为德性”的演化过程，关键是区分休谟论述中对制度演化的逻辑模拟与对实际演化过程的具体描述，进而区分开休谟所说的“自利”动机与他的“利益感”概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论现象学视野下的悲剧性术

以“回到事物本身”为出发点的现象学方法能够使人直接面向悲剧本身。悲剧性的产生不是来自对客观苦难的被动接受，而是主体意识的意向性行为建构的结果。这种行为包含悲剧人物的意向性和悲剧观众的意向性两个层次，逐步把人引向了超越悲剧情节之上的生存本质，具有显著的视域的非实显性特征。而这一特征与悲剧所体现的毁灭和超越紧密相关，具有形而上的提升作用，这是其他戏剧形式所不可企及的。悲剧在题材和情节方面的安排使悲剧中显现出的现象是一种本质化了的现象，即世界本质上的悲剧性。观众在对这一现象的直观中，通过基于视域转化的意向性建构，在审美体验的“净化”作用中能够获得对世界的生存本质更为深入的理解，达到对自身生命的更为自觉的承担。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既异程朱，亦背陆王

陈确的《大学辨》是《大学》诠释史上一个颇为典型和另类的文本。原因在于其全盘否定《大学》为圣经贤传，主张将《大学》由四书返归《礼记》，尤其是呈现出“既异程朱，亦背陆王”的独证独创、自成一家的诠释特质，故而在思想史上具有丰富而多元的学术意义：一是辨伪文本，遥启清代中期的考据学；二是回归原始儒学，呼应和助推清初“崇实黜虚”思潮的形成和壮大；三是消解学术权威，开辟出解决全国性议题“朱、王之争”的新方案，拓展《大学》诠释维度，成为我们考察和管窥明清之际学术衍化和走向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领有与自由：拉埃尔·耶吉的异化理论

第四代批判理论学者拉埃尔·耶吉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构造异化理论的方案。在《异化》这一著作中，她围绕“领有”与“自由”两个概念说明了自己的认识。首先，她回顾了此前的异化理论的发展，指认了其中的本质主义缺陷。继而，她根据此前的思想成果将异化把握为妨害个人领有生活、通过社会实现自由的状况，抑或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无关系的关系”。她通过概念推演与现象分析两种方式澄清了以上的理解。耶吉的异化理论意味着一种社会性的、解放性的批判，具有明确的反对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向度；它也避免了关于扬弃异化的教条主义。不过，它作为形式性的框架仍然需要对接关于具体的社会环境的讨论。

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 | “之间”与“之外”：写意音乐的结构分析

写意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概念，中国传统艺术都体现出明显的写意追求。写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之间”和“之外”。借助与西方当代美学中的“双重”概念的对照，“之间”的内容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阐明，“之外”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独特维度。“之间”与“之外”的追求，在中国艺术中落实为意象和意境的营造。鉴于学术界对写意音乐的研究较少，借助与已有深入研究的写意绘画和写意戏剧的类比，写意音乐的结构可以得到初步澄清。

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 | 论作为美学范畴的“礼”

“礼”是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美学范畴。在形而上维度，“礼”是体现天地秩序之美的精神性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它又是一种艺术化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表现出鲜明的艺术性特征；就礼的本质而言，尚“和”与崇“德”是这一范畴的基本形式和质料，前者在“礼文之美”中有充分体现，后者则体现出了中国美学范畴的特殊性，从而使“礼”与“雅”“善”“中庸”等范畴表现出家族相似性；就审美功能的发生而言，“礼”不仅按照艺术的方式发挥社会作用，移风易俗，同时也按照美学范畴的运行法则来评价艺术作品、引导艺术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的美学范畴，“礼”实现了美与善、艺术与伦理的整合，它挑战了学界固有的对西方知识体系、美学标准的遵从，是一种带有否定性和特殊美学意义的“元范畴”。

疫情防控与治理 | 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探析

信息时代精神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过程中高度重视信息、信息活动及其重要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等的一种精神积淀，具体体现为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信息价值、重视信息活动、重视信息权益、强调信息公开、强调信息共享，是信息时代或网络时代人们所倡导的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在重大疫情防控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全面倡导和充分发挥信息时代精神，始终坚持真正做到疫情信息公开透明，抗疫决策信息支撑，国际合作信息共享，虚假信息及时澄清，确保人民信息权益，全民参与网络防控。透过信息时代精神所发挥的有效辅助作用，中国较早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确保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给全国的复工复产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产生出重要的社会效应。

疫情防控与治理 | 全球疫情治理共同体：理论构建、行动框架与实施路径

病毒传染无国界，目前新冠疫情蔓延到全球223个国家和地区。21世纪以来，全球疫情呈现出多种新病毒爆发、灾情更加严重、全球经济损失巨大等一些新的特征。由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人口流动和贸易全球化，地区军事冲突以及全球人口膨胀等人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加剧了疫情传播的范围和速度。为此，建立“全球疫情治理共同体”迫在眉睫。在此理念下，提出了疫情危机的“风险治理—应急治理—创伤治理—目标治理”理论，构建了“完善—预防—筛查—治疗—成长—评估”行动框架，分析了全球疫情治理共同体在病毒的潜伏期、征兆期、爆发期、流行期、治愈期和根除期六个阶段的实施路径，以期实现人类命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