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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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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跨主体性？
跨主体性（trans-subjectivity）是法国人类学家阿兰·乐比雄（AlainLe Pichon）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是欧洲跨文化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创始人是意大利的伟大作家和符号学家艾柯（Umber to Eco）。这个概念有着人类学背景，同时也是一个哲学概念。阿兰在制造概念方面有天才，他发明了“互观人类学”（reciprocal anthropology，旧译互惠人类学）、互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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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为何在“哲学黄金时代”退场？
我国的外国哲学研究，一向是重“内史”而轻“外史”的。这就造成一个奇怪的局面：按照这个传统培养出的博士生，虽然能够对某某哲学家思想体系的内部结构如数家珍，却对该思想体系与同时代文学、绘画、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茫然无知，显得专而不博，有学问而乏见识。而要在“外史”研究上补课，记录哲学家大量“八卦”信息的准传记类作品是很好的入门书。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的《魔术师时代—哲学的黄金十年：1919—1929》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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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加赋的背后
一八九八年，大清光绪二十四年，按照干支纪年又称戊戌，正当康有为上书要求变法的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刊行了著名的《劝学篇》，核心内容之一是教导国人忠于朝廷。为此张之洞列举了大清超越历代王朝的十五项仁政，其中首屈一指的是“薄赋”—老百姓纳税少，主要证据就是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昭告天下的“永不加赋”国策。 张之洞接着指出，清朝另一伟大举措，是频繁的全国性蠲免，也就是不定期地在全国范围内豁免农业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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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与「吃暴力的暴力」
在其《祭牲与成神》开篇，勒内·基拉尔提到了人类学先贤莫斯和于贝尔的名篇《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他没有全盘否定两位先生的贡献，但一触及对牺牲和神圣双重性的论述，他便说其观点模糊，致使二十世纪大批人类学家被误导。对基拉尔而言，所有人类学家都犯有一个毛病：习惯于将社会契约当成先在、优先的系统，对藏在这个系统底下的人性漠不关心。莫斯和于贝尔所犯正是此毛病。他们把祭祀解释成“圣化”，热衷于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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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鬼”
一九二0年新春，雍和宫前的大旗杆倒了，那年北京见证直皖大战、段祺瑞垮台；一九二四年新春，大旗杆又倒了，紧接着直奉大战、曹锟下野、溥仪出宫。但这绝没有政治隐喻，因为它是被赶热闹的人挤倒的：任由城头风云变幻，百姓依旧我行我素地追逐着来自藏地的节令狂欢。 旧历每逢正月，北京几大藏传佛教寺院例行祈愿法会，其间的打鬼仪式，都会吸引观众数万，人山人海，寺内外男女老幼前倾后仆。警察也无力清出表演场地，只得由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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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街头文化》批评的一些回应
《街头文化》英文版是二00三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中文翻译版二00六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二0一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中文第二版，很快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第三版。这本书引起广泛反响的原因之一，我想应该是中国城市发生重大变迁，许多古老的城市正在一天天地消失，这引起了人们的忧虑。虽然我研究的是清末民初的成都，但是其中所涉及的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实际上也是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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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与求“生”
如今，人工智能突飞猛进，机器的深度学习成为可能，大热的元宇宙、ChatGPT 等似乎让人感到机器对人类心智的全面模拟时代已经到来。然而，这种感觉带给人的并不全是欣喜，人的感官还在不断获取另样的信息：恶化的大众心理健康，全球的气候环境危机，激烈的个体与公共矛盾……这些都迫切地呼唤着我们要对个人、个人与他人、人与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进行更多、更深也更整体的思考。 “原罪”当然不是科技，而是人类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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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拨鼠”的革命之旅
一九二五年九月， 在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周报》第一百九十二期上，刊登了沈雁冰的一篇短文—《复活后的土拨鼠》。故事基于“盲诗人的胡诌”展开，大意是：一只常年闷在地下的土拨鼠，为了见到太阳，不听劝阻爬出地表，却被晒死。“某太太的小妹子”对这一胡诌版本不甚满意，提议说土拨鼠应该只是发晕假死，并想象它复活后还愤愤于人家的讥谑，自我解嘲这是“求仁得仁”。作为听众的沈雁冰对此态度暧昧，他联想到有“一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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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噪/造”音
十九世纪是贝多芬成为“英雄贝多芬”的时代。不论其人还是其乐（尤其是他的第五交响曲），都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性与崇高性，成为普罗米修斯、泰坦式的传奇与神话，备受世人崇拜。其人、其乐彼此不断强化，二者的区分逐渐变得模糊，最终从“人如其乐，乐如其人”发展到“人就是乐，乐就是人”的程度。 与贝多芬同时代的两个年轻后辈作家贝蒂娜·冯·阿尔尼姆与E.T.A. 霍夫曼成为这一神话背后最大的推手。贝蒂娜向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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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旧贵族与大革命
一七八八年八月，欧洲各大报刊争相报道了时隔一百七十五年法国即将再次召开三级会议的重大新闻，这是连续几任财政大臣尝试过所有方案和权宜之计，试图将政府从破产中解救出来而国家的债务不减反增之后，国王路易十六被迫决定在全国的教士、贵族以及每个二十四岁以上缴纳任何一种税的第三等级中选举代表，赴凡尔赛宫共同磋商增税事宜。消息传至距离巴黎仅五百公里的神圣罗马帝国科隆选帝侯国的首府波恩，一个年轻人听闻，法国政府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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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居名室号考
王国维一生，数易其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居名、室号，可以反映其治学取向、人生态度的前后变化。我把我所寓目的有关材料试着整理了一下。 一、早年（一八七七至一九0七）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王氏生于浙江省海宁州（今海宁市盐官镇）州城内的双仁巷，后迁城西南周家兜，一直到二十岁。 二十岁以后，他去了上海，先在《时务报》打工、东文学校学日语，后追随罗振玉办新式教育，先后到过武昌、南通、苏州，一直到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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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中相守：郑振铎与徐微的战时情缘
幸亏找到了小石。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整个夏天我以面包和凉开水作为午餐；等太阳下去，才就从那蛰居小楼的蒸烤中溜出来，嘘一口气，兜着圈子，走冷僻的路到他家里，用我们的话，“吃一顿正式的饭”。 小石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在教室里发问最多，先生们一不小心，就要受窘。但这次在忧患中遇见，他却变得那么沉默寡言了。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到内地去，也不问我在上海有什么任务，当然不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庙弄，绝对不问我如今住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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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缠身
东南亚是亚洲纬度最低的地方，充足的雨量与光照使这里成为物种的天堂。温暖的气候拥抱着每一位留居此地的人，多元文明在这里共生。马来半岛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马六甲海峡是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帆樯如云。从缅甸西海岸到菲律宾东海岸，从爪哇一路向北至华南，这是一片被称为“风下之地”的区域，也为“亚洲的地中海”所涵盖。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一差异性极大的地区的历史进程，一直是很有挑战性的议题。商业、民族、殖民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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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吗？
一九一七年六月，犹太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为了摆脱埃及民族主义风暴给外国人带来的不安，母亲带着两岁的他乘坐意大利的“赫勒万号”邮轮来到她坐落在亚得里亚海边的故乡—奥匈帝国的的里雅斯特，不久前这座风景秀美的港口城市刚刚被意大利占领。数月之后，全家移居维也纳郊区，霍布斯鲍姆在那里度过了喜忧参半的童年时光。他虽然没有机会亲历哈布斯堡帝国分崩离析的政治悲剧，但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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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重要性
一 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以下简称《一百年》） 以一个百岁老人的自述经历为读者思考“天真”与“经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杨苡（一九一九至二0二三）曾翻译过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这本诗集看似将天真和经验作为对立概念呈现，实则呼唤经验之后天真的存留。奥斯卡·王尔德有一部戏剧《叫作欧内斯特的重要性》（TheImport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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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个男人”的悲歌
全球供应链重组是近来的热门话题，这个不动声色的词关乎难以计数的人们的悲喜起伏。通过记录中国台湾基隆港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兴盛与衰弱，《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以下简称《静寂工人》）一书探讨了全球市场的政治经济力量与地方文化对男性码头工人命运的影响：“像个男人”的性别期待在高歌猛进之后却终于人生悲歌。 《静寂工人》一书的作者魏明毅本是从业多年的心理咨询师，她对自己工作的希冀是让世界上的苦难减少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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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人·岁月·生活》
在苏联文学史上， 伊利亚·爱伦堡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既是一个时代的开启者，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者。在他全部的文学创作中，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解冻》，其社会价值似乎远远超出了文学价值—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和文化时期赋予了从此载入史册的名称—“解冻时代”。他的其他小说与诗作渐渐蒙上了历史的烟尘而被人淡忘，而他的多卷本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则真正经历了人、岁月和生活的考验，至今仍然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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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法律全球化？
一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邓肯·肯尼迪（Duncan Kennedy）在《法律与法律思想的三次全球化》一文中，总结了一八五0至二000年之间三波法律全球化的范式特征及其变迁：一八五0至一九一四年的古典法律思想模式；一九00至一九六八年的社会法律思想模式；一九四五至二000年的第三波法律全球化模式。肯尼迪率先提出了第三波法律全球化的命题。在他看来，这一法律全球化以美国法为典型形态，体现为公法新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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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演进的深层逻辑
早期的原始人，恐怕很难想象人类有一天会出现“制度”文明，秩序战胜混乱，文明取代野蛮。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形象地将制度比喻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的功能在于提供人类行为约束信息，通过限制个体的行为选择集合，协调人际之间的互动与协作，使社会整体得以有序运转。制度文明出现的精确时间，恐不可考。但制度不是凭空产生，也非静止不变，而是存在一个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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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与“此时此刻”
我以前从没想到过，我的老师，王德威教授，会有一天组织这么多学者，来写这样一部印出来足有一千零一页的文学史（英文原版页数）。它（包括了一百四十三位作者撰写的一百六十一篇文章）在二0一七年问世；繁体中文版于二0二一年由麦田出版公司推出，彼时这部文学史的容量增至一百八十四篇文章，作者也增至一百五十五位，篇幅接近一千一百页，以两卷本形式发行；二0二二年，简体中文版以两卷精装本形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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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鹅鹅》从何处来
新年伊始，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原创动画短片合集《中国奇谭》在网上热播。其中，《鹅鹅鹅》一集画风诡谲，剧情叵测，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其独特的风格相当部分源于原著本身。故撰此小记，就其原著及背景稍作介绍，略陈管见。 一 《鹅鹅鹅》脱胎于“阳羡书生”的传说，最早见于梁朝吴均（四六九至五二0）所作的《续齐谐记》。所谓“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湖州安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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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书何以妙
书家作书何以妙，古人多有诠释，大体有四端。 笔法。唐以来笔法之论流行起来。其中杂有传说，钟繇发韦诞墓得蔡邕笔法，王羲之梦中得天台紫真授笔法。虽说并非真有其事，却可见古人以为大书家各有笔法之秘。平易说来，书家都认为笔法是“神乎其技”的根基。 酒如神助。初见唐朝何延之《兰亭记》记右军写《兰亭》：“其时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禊所书者。”杜甫《饮中八仙歌》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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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姬说
宣公九年载陈灵公君臣通于夏姬事，杜注：“夏姬，郑穆公女，陈大夫御叔妻。”御叔，陈宣公孙，其父公子少西。陈为妫姓，舜之后，然则御叔妻何以称“夏姬”？夏自为氏，宋人因陈有夏氏而称御叔为夏御叔，然先秦典籍无载“夏御叔”者，以夏为氏，实自御叔之子夏征舒始，而夏姬之称，亦因楚杀征舒而起。说见下。 《楚语》：“昔陈公子夏为御叔娶于郑穆公。”御叔是公子夏之子，宋人如朱熹《诗集传》、李樗《毛诗集解》皆称为夏御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