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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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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贫困，当代的经济现实与凯恩斯的失算
一九三0年底， 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正式发表了其于一九二八年完成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Our Grandchildren ）一文，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多数人陷入失业和贫困之际，对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做出了乐观的预测。凯恩斯坚信，随着科技革新和资本积累，他的子孙后代将在一百年后彻底摆脱贫困，遗留的社会问题将是后贫困时代的富裕的烦扰。今时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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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共和国的乌托邦
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而言，传统社会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精英政治如何转型为现代中国的大众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议题。而弥漫着强烈的精英意识的张东荪无疑是考察这一历史转型极为有效的个案，他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所浓缩的恰恰是现代中国文化精英应对历史巨变时所展现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高波对于张东荪的研究《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一八八六至一九三二年）》充分地展现了一个转型时代中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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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王”为何终不前
为钱穆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做些“背景重建”工作，是这几年笔者的一个持续兴趣。随着工作开展，发现其中确实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更细致的讨论，推进方式除了钱穆本身史料的拓展外，另一个方式是“对看”。钱穆回忆录里出现了大量人物，大多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他们的史料经过了细致梳理，但仍留存有不少史料可以继续找和重新看。钱穆初见胡适就是一个值得用“对看”方式来再讨论的个案。 钱穆与胡适的初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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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芳馨兮遗所思
二00四年十月的一个下午，《读书》编辑部正在准备下一期的稿件。同事孟晖向我推荐一篇关于契诃夫戏剧的稿件，她满脸兴奋，说这是难得一见的、真正理解了契诃夫戏剧的文字。在《读书》杂志的几位编辑中，孟晖对于文章一向挑剔，批评不留情面，能让她由衷赞叹的文字并不多见。我拿过那篇文章，稿签上已经写满了她的推荐和评语。一个多月后，这篇文章便发表在同年《读书》十二期上，题目叫作《天边外的契诃夫》，作者所思。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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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袈裟”与碎片的气象
历史写作的“碎片化”，是近年来史学界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但这里所说的不是比喻意义上的“碎片”，而是取其本义，指的是可触可感的实物，因此与史学界的争论没有直接的关系。 艺术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起于碎片。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标题“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小字注曰：“会昌（八四一至八四六）中多毁折，今亦具载，亦有好事收得画壁在人家者。”可知书中所载画壁，多有会昌灭佛时从被毁寺院揭取保存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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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与艺术
唐人张彦远或许是最早记录中国名家画蝇的文人。其《历代名画记》第四卷中就载有三国时期吴国人曹不兴画蝇的故事：“孙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成蝇状，权疑其真，以手弹之。”随后，张彦远还补记了另一画蝇轶事：“杨修与魏太祖画扇，误点成蝇”。当然，“不兴画名冠绝当时，非止于拂蝇得名，但今代无其迹”，这当然令人抱憾不已。不过，虽然“不兴之迹，代不复见”，然而，后世画蝇者亦有精品。与古人有所不同，齐白石画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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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自由主义技术伦理的嬗变
在传统农业时代，技术只是辅助人力零星地使用，技术伦理问题不足以成为思想家的核心议题。至少要到十八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当大规模技术设施、技术装置和技术工程逐步推广时，才产生了所谓的技术伦理问题。 而在这个时代，处于支配地位的道德哲学、社会哲学与法律哲学，乃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即由康德、密尔、洛克等思想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伦理。由于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亲和关系，近代以降的技术伦理，也就自然继承了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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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凤花的秘密
《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一七0五年）中的金凤花插图 “没有得到荷兰主人善待的印第安人，为了不让子女像自己一样沦为奴隶，他们用[这种植物]的种子堕胎。”十七世纪探险博物学家玛丽亚·梅里安在《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中提到的种子来自豆科的金凤花（Caesalpinia pulcherrima ），原产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在世界各地广有栽培，包括我国南方。然而，金凤花在全球传播、引种栽培的过程中，关于这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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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无大学？
在欧美众多国家中，恐怕少有如法兰西这样一个民族，既擅长“立”得气势恢宏，又敢“破”得义无反顾，但无论是立与破，它成就的似乎总是他人，有一种墙内开花墙外结果的吊诡。政治、思想与社会风尚如此，高等教育亦然。法国著名学者克莉丝汀·穆塞琳（ChristineMusselin）曾经出过一本专著—《法国大学的漫长之旅》，开篇就提到这样一种困惑：法国有大学吗？她认为，至少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法国确实无大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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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之思
作为当代著名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社会批评家，爱德华·W. 萨义德在文学、文化、音乐、历史、政治等多个领域都留下了重要的印迹。而时人在检视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时，很难不注意到一个具有“签名”式意义的萨式词语—“对位”（counterpoint）。这个最早出现在《关于流亡的省思及其他》一书中的概念，经萨义德之后一次次地反复使用，到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终于上升成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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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章，莫大于是”
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因堂说人，由远而近、纵论古今，文章虽有褒贬，却含着满满的善意，获人称赏，说是“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引起我的共鸣。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金圣叹深谙其中三昧，说：“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在金氏眼里文章就是一坛陈年老酒，酿久了才能有香洌的口感。一般人读书，如金氏所说，多属“混账过去”，“古人书中，所有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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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顿的女性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性别角色设定。时至今日，选举平等、同工同酬，女性已然合法地走入公共世界，却仍时刻需要回应这种社会期待。女性依然在努力冲破这个设定，更有甚者，会将所有相关问题上升为性别战争，社会对女性主义的认知也随之走向极端，谈“女权”而变色。同时，在女性群体内部，“职业女性和全职太太是友是敌”的发问，令人对女性是否能够作为整体去寻求处境的改善而深感忧虑。 尽管在社会结构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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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儿·米勒的战斗
一位性侵受害者决定夺回自己的名字。她叫香奈儿·米勒，有一半华人血统，一半犹太血统。二0一五年一月十七日，她在酒后无意识的状态下，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内被在校学生布罗克侵犯。从此开始，在长达四年的司法过程中，她都以埃米莉·多伊的化名出现在各种媒体报道和网络讨论之中。埃米莉时而是一个被动无助且面目模糊不清的受害者，时而是酗酒无度、专擅昏厥的“派对动物”;甚至被假想成一个放荡的红发女郎，或是拉丁裔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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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塔之死
多柯河起始于果洛和色达，在穿过壤塘和阿坝后汇入大渡河的干流。一九三九年，民国政府在“二战”爆发后批准法国探险家利奥塔和吉尔伯特（也译成桂博）进入巴颜喀拉山东段，寻找多柯河的源头。在色达，一小队牧民伏击了他们的队伍，杀死了利奥塔。在戴高乐流亡政府的要求下，吉尔伯特在战争结束前都一直驻守在重庆。一九四七年，他回到巴黎后出版了游记《藏地探险：果洛色达》。 我在七十年后带着这本书进入色达，生活了一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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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与逃跑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圣彼得堡的一驾马车旁突发巨响，瑞典人诺贝尔研发的硝化甘油引爆装置再次发挥作用。一批自称人民意志党的人将它投掷出去，炸伤了马车旁的卫兵和车夫。此时车内之人不顾劝阻，执意下车查看卫兵伤势。结果一个叫伊纳台·格里涅夫斯基的人幸运地到达了足够近的地方扔出了第二枚炸弹，投弹者自己和车内之人同时被炸死。这或许就是自杀式爆炸袭击的雏形，而这位倒霉的被袭击者在躲过第六次刺杀后用光了自己所有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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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无名臣亦无奸臣
雍正、乾隆之际，有位名儒，叫尹会一，官至河南巡抚，还是个大孝子，曾得乾隆帝赐诗，褒奖孝行。他有个儿子叫尹嘉铨，做过刑部司官，最后在大理寺卿任上退休——大理寺参与司法复核，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是司法审判领域最重要的三个机构。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三月十八日，清高宗西巡五台山，路过尹会一老家保定，已退休在家的尹嘉铨派儿子送上了两份奏折。一场惊天大案就此拉开序幕。 在第一份奏折中，尹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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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之际，方是思想要冲
由于总在念着“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古训，也总在勉励自己务必要“慎终如始”，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我认准了又干上瘾的学业，无论是我所创办的丛书、所主持的杂志、所发起的机构，乃至所从事的治学活动，总还被公认为有始有终， 乃至终于“熬成了传统”。 当然，也曾遭遇过很多波折顿挫，比如早年参加的丛书和杂志，以及后来倡议的民间学术组织。而每一回这样的碰壁，都并非缘于自己的心灰意懒，无非是撞上了无可抗拒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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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良回忆录》中的病与医
一 一九三四年的底稿只剩下一句话：“ 我瞥见了死亡的身影。”犹如画家面对着地平线，把画架忽而挪到右边， 忽而挪到左边，我终于摸索到了这本小说的透视点。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Yourcenar）在《法兰西信使》杂志发表《〈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CarnetsdenotesdeMémoiresd’Hadrien），补述小说成书过程中的一些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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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先生读过三遍的书
一九一四年八月， 二十四岁的清华毕业生李绍昌留美，入耶鲁大学，从二年级读起。他修习的课程有五门：英文学、逻辑学、生物学、经济学、德文。李绍昌学德文大概颇下功夫，他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的日记里就写了“十时至十二时在房中自修德文”。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李绍昌也许感到有必要找德文读本看一看，于是在纽黑文的一家书店买了本有英文注释、附生字表的德文书。此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北美分社那年刚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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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研究与写作的“人间情怀”
对于美术史的价值立场与呈现范式，我内心一直有一个疑惑：美术史到底是写给谁看的？作为学院知识生产的一个构成，美术史研究与写作显然要面向专业学者、美术家与学生，要服务于美术教学与科研，要赓续一种神圣且又自洽的学术传统，这似乎是美术史不言自明的价值定位。但美术史的文化与学术“ 共同体”是否仅限于此？学院之外大众分享美术史知识的天然权利又该如何实现？ 对于美术史的受众，我实在无意于做出学院内外截然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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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脆弱”，我们还能善始善终吗？
一 “好人不可能被伤害。”（Nothingcanharmagoodmaneitherinlifeorafterdeath）这句话出自苏格拉底，由柏拉图对话集的《申辩篇》给出出处。对此，玛莎·纳斯鲍姆阐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保障了美德，那么也就保障了有关生活的一切东西。”（《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修订版序言”2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应该说，“好人”会不会受到伤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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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隶”追原
“草隶”之名，初见西晋潘岳（安仁）《杨荆州诔》：“草隶兼善，尺牍必珍。”潘岳所谓“杨荆州”指西晋荆州刺史杨肇，字秀初（《书断·杨肇传》曰“字季初”），封东武伯，死后谥曰戴。他是潘岳父亲潘芘的好友，也是潘岳的丈人。潘岳《怀旧赋》说：“余十二而获见于父友东武戴侯杨君，始见知名，遂申之以婚姻。”《怀旧赋》《杨荆州诔》俱见萧统《文选》 潘岳称杨肇“草隶兼善”，可知“草隶”是两种书体的合称。梁朝庾肩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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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删其要”解
《汉书·艺文志》是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改而成，其序云：“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此句颇不易理解，唐颜师古注云：“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于删下加一“取”字，显系增字作解，若如此解，则当作“今取其要”而不应作“今删其要”。 今按：刘歆《七略》是在其父刘向《 别录》基础上重新编辑而成。刘向《别录》是一篇篇“录”的汇集，相当于一部序跋集，《隋志》著录为二十卷。刘歆则将其编纂为目录学性质的《七略》，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