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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期

短长书 | 重新认识“制高点”

丹尼尔·耶金和约瑟夫·斯坦尼斯罗所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的英文版最初在一九九八年出版，二000年就被译成中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直到二0二一年，我才读到这本曾产生巨大影响的畅销书，作为读书人固然有相见恨晚的遗憾，作为经济学家也有几分庆幸，因为该书出版后二十余年的世界经济，已经演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方位，给了我们新的观察和思考角度，以便重新解读该书的主题—政府与市场之争。换句话说，《

短长书 | 学人、学科与时代

自一九五二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取缔，继而一九五七年谋求“恢复社会学”的努力失败之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销声匿迹了二十多年。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社会学才又在邓小平“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的号召中开始重建的历程。可以说，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学重建与发展的进程，完全应和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撬动的中国社会变迁的节奏与律动，或

短长书 | 难得儒者知天下

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大明、朝鲜和日本在半岛上的喋血之战已经打了一年。一个叫作史世用的大明间谍，在这一年四月，以福建同安商人身份，先到了内浦（うちうら，今日本静冈县沼津市），然后到关白丰臣秀吉所在的名护屋（今佐贺县）一带活动，陪同他的是福建商船船主许豫。他们不仅“观其山川形势，探其动静起居”，而且还和好些个日本官员打了交道。这个据说“貌颇魁梧，才亦倜傥”的中国人，很快引起日本方面的警觉，加

短长书 | 以崇高和绝对之名

一二0二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凌晨的广州，依然湿热潮闷。因从日本回国，在酒店隔离已有些日子，百无聊赖，日夜无常，茫茫长夜正好读书。几乎在五分钟内，手机微信不断涌来，都是马拉多纳的图片。直觉告诉我，大事不好。果然，随后的消息铺天盖地，马拉多纳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享年六十岁。不是，或不仅仅是球星、球王或是足球上帝等或真诚或虚誉的名号，此公对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

短长书 | 拉丁美洲：几度迷茫的土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墨西哥历史学家艾德蒙多·奥格曼（EdmundoO’Gorman， 1906-1995）出版了数部作品，谈论“美洲”（América）是如何作为概念被“发明”出来而非作为地理盲点被哥伦布所“发现”的。其巅峰之作《发明美洲》（La lnvenciÓn de América ），与其被单纯当作奥格曼倾注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似乎更应该看作是作者将心中不断思索的哲学命题呈现出来，反复揉捏

短长书 | 「文」的世界与现代东亚的历史书写

学者王升远曾有一个巧妙的观察，他将日本昭和时期关注亚洲连带命运的日本知识分子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帝国日本“支那学家”，他们以东亚的汉学传统和欧洲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为基础，将理解中国有意无意地服务于日本的帝国建设，并以“优等生”之文化自负品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建设;另一种是以北一辉、橘朴等为代表的现场主义者，他们的中国论完全内嵌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国族建构进程之中。“二战”后，这种

短长书 | 《妇女时报》中的女性与社会变革

对加拿大约克大学季家珍教授（JoanJudge）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学界并不陌生。近些年她尤其从理论和个案两个层面对中国“女性”问题做了深刻分析，她的新著《共和国透镜：中国早期出版物中的性别、可视性和经验》，延续了她以往女性研究的问题意识，并大有开新。她的“透镜”，就是创刊于一九一一年五月、终刊于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妇女时报》。从清王朝的最后时刻创刊，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时终刊，虽只短短几年，却历

短长书 | 杂家锦全

在世的哲学系资深学者，年资最高的，应属李锦全先生了。他生于一九二六年初春，已近九十六岁，在中山大学任教已经七十来年。除了短暂任职于中南局文化部文物处，一直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中国思想史、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教职。李锦全先生是我的硕士生与博士生导师，师恩重如山。本来在李先生九十大寿的时候，就极想写一篇文章，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但碍于师生这层关系，不好意思叙说私人层面上李先生对我的点拨与提携。毕竟，

短长书 | 如何评价福兰阁？

顾钧称宜“为葛兰言辩护”（《读书》二0二一年第七期），确实很有必要。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以社会学方法治汉学，虽然在史学上难免出错，但是在方法论上另辟蹊径，给汉学之异彩纷呈提供了灵光闪现的可能。非但法国汉学如此，德国汉学恐怕更是。前者已是学界公认的世界汉学之祭酒，但德国汉学之重要性似乎尚缺公允认识。其实德国汉学家中的大学者，值得举出的例子也不少，譬如卫礼贤（Ric

短长书 | 跨文化互译中的概念误读

一近二三十年来，基于国际海洋安全局势紧张、国家海洋主权权益频遭挑战、“海洋强国”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大势需要，我国相关学界、知识界关于维护“海权”、强化“海权”的主张、呼吁声浪日高。在此背景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翻译引进的美国人马汉（AlfredThayer Mahan）一八九0年出版的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 一书被高

短长书 | 帝国和自由之间的韦伯

一现代史上的德国问题现代德国命运悲怆而深具世界历史意义。其间，又因为韦伯、施米特、阿伦特和法兰克福学派等思想家的阐释而与现代性密不可分。二十世纪之交的德国因其快速崛起的政治经济力量以及与霸权国英国的宿命性碰撞，尤让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倍加关注。正如托克维尔之于法国，韦伯对德国政治充满深深的焦虑感，百年之后尚能让我们感同身受。作为后发国家，德国在十九世纪末期面临双重压力：在国内面临政治发展压力

短长书 | 一九0三年：文人的死和诗人的生

一九0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作家托马斯·曼在一封写给友人奥托·格劳托夫的信中谈起了自己近期的计划：和一名女子结婚，结束一直以来的“异类”人生，过上普通市民的家庭生活。这个决定对于托马斯·曼的人生有着转折性的意义：生于市民家庭却选择了艺术之路的托马斯·曼一直为自己身上市民和“异类”两种特质的对立而痛苦，此时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条中间之道，他决心与高贵却孤寂的状态作别，贴近市民生活，即便不

短长书 | 马丁·路德的遗嘱

遗嘱是一个人留在世间最重要的文字之一，其中必定交代一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无论是对后人的期许，还是财产的分配，都是后人所关注的。尤其是名人或伟人的遗嘱，芸芸众生希望从名人遗嘱中获取精神力量。尽管这些名人或伟人的遗嘱有的让人振奋，有的平淡无奇，但遗嘱肯定会将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体现出来。一五一七年，德国奥古斯丁修会修士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以来，便一直处于褒贬不一的争议中。赞之者称之为“追求思想自

品书录 | “古板和梗顽”的鲁迅守望者

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对王得后的鲁迅研究进行一次认真的学术讨论的计划，也很想编选他的研究论著，以做历史的总结。但我的设想却一再被得后所拒绝：他认为自己的研究十分有限，只是做了想做、该做的事，不值得总结与研究。得后是我的兄长，面对他的固执己见，我也无可奈何。但二0二一年却突然有了机会。首先是明年年初，正值得后的“米寿”，这就有了为他编书做纪念的充分理由。更重要的是，今年正是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于是

品书录 | 刚性制度与柔性规范之外

在传统地缘政治家眼中，中亚是“心脏地带”，被布热津斯基称为“地缘政治支轴”。苏联解体后，各自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又因其特殊的地理“心脏”位置，再次进入世界视野，中亚区域一体化建设备受瞩目。尽管中亚地区存在相似的历史记忆、共同的苏联遗产、类似的地理禀赋、熟络的经济联系渠道和构建中亚身份的一致期望，但中亚国家的区域一体化建设却困难重重，同时经历着“ 去一体化” 和“ 一体化”的双重历练。当前，不同地区

品书录 | 粤服与粤曲

作为一种体现岭南华人传统的移植文化，粤剧在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了多次大起与大落。对于操粤语的华人来说，无论是相比四音普通话更显古色古香的九音粤调，还是粤剧舞台表演的四功，都在不断唤起独有的族裔认同感，形塑、强化一种超越所在特定地域空间的、精神上的家园意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批岭南华人再下南洋，成为建设英属新加坡的重要力量。尚未被西化的这些新华人，心中最能接受的便是故乡的粤文化。粤剧成为他们在异国

品书录 | 战后日本出版活动中的精神史

日本战后思潮的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在于战后民主主义。出版业，尤其是杂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功能。日本各派知识分子通过何种媒体杂志、书籍影响着大众精神文化，呈现社会背景、出版社经营、读者需求的互动，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借此也可以梳理近代、战后初期及冷战阶段，以及进入大众消费时代之后，日本出版活动及其中体现的思想精神史的变迁。一、近代“综合杂志”的兴起与大正民主以来的书籍文化相较其他国家，日本出

品书录 | 芜村的俳与画

距今二百多年前的日本天明三年（一七八三），十二月二十五日拂晓，卧病的与谢芜村招门生月溪近前，口占俳句二首。月溪慌忙取纸笔倾耳记下。似略作沉吟，又吟了一首，便像是睡去，与世长辞。其一是“冬鶯むかし王維が垣根かな”（辋川篱下莺/ 飞越千年几千里/ 啾啾深冬鸣）。与谢芜村生于享保元年（一七一六），其时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的幕府已存在一百一十年，还将延续一百五十年。享年六十八，正好活在江户时代中期，

品书录 | 欧洲的黄昏？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一群对民选政府不满的西班牙军人手持冲锋枪，冲入议会下院。议会厅里几乎所有议员都趴到地上或躲到椅子背后，仅有代理国防大臣古铁雷斯·梅利亚多、看守首相阿道弗·苏亚雷斯、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圣地亚哥·卡里略三位政治家傲然直面政变者，与之周旋。在他们与政变者对峙期间，议会大厅外的其他政治家与军人做出了回应，最终扑灭了政变。议会大厅里的这三位政治家，平时的政见极端对立，却能够在政变那一刻

品书录 | “面容”的抵抗：后奥斯维辛的哲学遗产

一一九八0年前后，狱中的哈维尔在给妻子奥尔伽的信中几次提到列维纳斯。那时他读了朋友寄来的一篇列维纳斯的文章，不禁赞叹这是“天启般的精彩之作”。他猜想，列维纳斯这股精神力量，不仅源于犹太人民数千年的灵性传统，也出自个人的牢狱经历，“这一点可透过字里行间感觉得到。这大概也是这篇文章之所以深深打动我的原因”。哈维尔的信中并没提他读的是列维纳斯的哪篇文章。我们不知他据何猜测作者曾是一位同他一样的囚

读书短札 | 晋纸

汉朝始有纸，旧说蔡伦发明。《后汉书·蔡伦传》云：“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一0五）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二十世纪考古发现西汉古纸，或以为蔡伦功在革新造纸术。东汉后期灵帝朝，左伯（子邑）制纸最为著名，名为“左伯纸”，有“子邑之纸，研染辉光”之誉。大概经过砑磨、染色，故而辉光。

读书短札 | 二与贰

《读书》今年第十期刊发了田松先生《“不二过”？“不诿过”？》一文，作者从修辞、心理与逻辑等角度分析认为，《论语·雍也》中的“不二过”该是“不诿过”。这个圈子绕大了。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评价颜回“不迁怒，不贰过”，文献中用的是“贰”，而不是“二”。《论语》也常用到“二”，如“周鉴于二代”“二三子”等，贰和二各有其义，不可混用。《说文》云：“贰，副益也。”段注：“当云副也，益也。”贰为增益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