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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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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法律枪战
枪是美国法律、政治和社会特有的主题。二〇二五年九月十日,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演讲时被枪杀。两年前,也是在犹他州的演讲现场,一位听众问他,每年有很多人被枪打死,这种代价是不是值得?科克回答说:“我认为,不幸的是,这个代价值得,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第二修正案。”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只有一句话:“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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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下一个中国”?
地球是个大村庄,村里面原先不起眼,现在突然光鲜起来的人家,通常都会免不了被村里人评头论足一番。最近几十年来被议论最多的国家是中国,这个曾经的“老大难”国家,无论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经济总量,世纪之交一路赶超百多年前的“八国联军”,进而甚至直逼世界老大,一时让“村”里人充满好奇羨慕,也夹杂着些许妒忌恨。最近几年来,“老米”下架,“新米”上市了,世界舆论纷纷转向唱好印度,认为印度将是“下一个中国”。一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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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当下与永恒之间
伯纳德·威廉姆斯在《为什么哲学需要历史》中写道:“‘缺乏历史感是哲学家们的遗传通病……因此从现在起,历史的哲学思考是必需的,与之相伴的是谦虚的美德。’尼采于一八七八年写下这段话,但时至今日这些话仍然非常有必要说。的确,当下许多哲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非历史。”虽则他讲出的这番话,主要是针对分析哲学的那种“提纯”,但还是有助于触类旁通地提示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并非只是哲学的任务,也同样属于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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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幽暗的启蒙之书
在尼采的著作中,《曙光——道德成见思想录》(以下简称《曙光》)大概是最受冷落的一部了。 仅就中期尼采的三部格言集而论,谈尼采从早期向中期、从浪漫到启蒙的转向,《人性的,太人性的》(以下简称《人性》)是研究的焦点;谈中期向后期的转向或尼采哲学的渐趋成熟,《快乐的科学》又成了焦点。聚光灯似乎总也打不到居间的《曙光》身上。可只要细致分辨,就会发现三部格言集其实各有特点,无论从写作风格还是从思想内容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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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泉寺怀古
夏天一过,天气还热,出去走走,很舒服。老友慧磊邀我去他的家乡驻马店,那里是“天下之中”(据说竟一度要改称“天中市”),不知那里的情景故事,怎会了解何谓中国呢? 驻马店旧称汝南、汝宁,所辖各县,特别是新蔡、上蔡、遂平这些名称,自秦汉设郡县制以来古已有之,沉甸甸的。更何况熟悉“三监之乱”故事的,都晓得当初周公平乱,是奠定中国未来三千年政治格局的大事。 本来,周人大业初定,武王对三个弟弟管叔、蔡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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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对泰山信仰的“通”与“隔”
在王朝时期的中国,东岳泰山是朝野上下共同崇拜的第一神山。自周至清,历朝官方皆有崇祀泰山的典礼,民间至东岳朝山的习俗亦连绵不绝,泰山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近代海通以来,来华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在游记中较早从泰山信仰的角度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过,西方学界真正从学术上研究泰山信仰的著作,当首推法国汉学家沙畹的《泰山:一种中国信仰专论》(下文简称《泰山》)一书。这部著作是构成“沙畹学术殿堂的几块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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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的力量
拙著《文德在人》收入的都是近于“随笔”的文字,与学术相关,却不那么“正襟危坐”,希望能与众多专业之外的学术爱好者分享自己的思考。傅斯年在五四运动的当年就提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所以他主张“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我很早读到这段话就心有戚戚焉,后来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也都对学术有着程度不同的爱好心。然而我们的学术在走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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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手稿)》,开辟了世界史研究的社会-人类学视野。在这里,他对人类历史的叙述,不是一般地从政治和经济出发,而是极为独特地从“社会所有制形式”的角度,把“文明”作为考察人类历史的基本范畴。 文明起源于“游牧”,然后才是定居。最伟大的定居文明就出现在亚洲,而这与水利有关,大型的水利工程孕育了亚洲的水利农业,这与欧洲的旱作农业不同,因此,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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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与阎宗临:旧文学的现代命运
一 历史的车轮走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词学家夏承焘也进入“知天命”之年。这个时候,全国已经基本解放。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几件大事,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在夏承焘的日记中都有反映;同时若隐若现的是夏承焘自己思想上的变化。由于他本人没有直接接受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因此这些变化间接地出现在和同时学者的交往中。貌似波澜不惊,实则意味深长。 在这些交往的人中,就有治西洋史与中西交通史的历史学家阎宗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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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学家的短篇小说
检读西文期刊的近代文献,偶然有一意外的发现:在法国、荷兰合作出版的汉学老名刊《通报》的杂纂栏里,竟有一篇法文小说《一个造反者之死》。故事写的是一八五四年上海“民乱”中,一个“叛匪”头目被官军捉住,判了凌迟极刑。故事的第一人称主人公和另外两位外国驻沪人员,一军人,一商人,各有姓名,作为站在清朝官府一边的同盟军,却起了恻隐之心,相约前往徐家汇的行刑地一看。果然在烈日暴晒下,那个可怜人被关在铺满尖利铁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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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光、科学殉道士及其他
晚年的爱迪生饱受牙病之苦,医生初步判断,是常见的牙龈脓肿,只要用X光做进一步的检查,就可以确诊病因并拿出治疗方案。听到“X光”这个词儿,爱迪生大惊失色,惶恐地答道:“别跟我提X光,我害怕它。如果是牙龈脓肿的话,把牙拔掉就好,不要用X光。”医生们感到很奇怪,一生与科学打交道的大发明家竟然显得如此无知,对科学如此抗拒。 爱迪生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三十多年前,他和助手克拉伦斯·达力(Cla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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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史的见证
作为一位较早介入穆旦研究的学人,我深知为穆旦作传的难度。二十多年前,我曾经计划过《穆旦传》,为此着手资料的搜集,还多次访问过周与良教授、杜运燮先生,周与良为我工作所写的文字一直珍藏至今,但是,各方面资料的缺失还是让我最终放弃了。易彬是更年轻的一代,长期专注于穆旦文献史料的挖掘,十数年如一日,不断有重要的成果问世,每每念及,不仅心生钦佩,更升起一种自我解套的安然来。在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之交,穆旦才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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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当顾颉刚遇上清华园
“厦门我本不愿去,但清华事不成,亚东售稿事亦无望,没有法子,只得把聘书收受了。”(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致胡适信)清华没有选择顾颉刚,他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收场。 这一年,三十三岁的顾颉刚已经取得了被傅斯年视作足以在史学界称王的成绩,但事业上的如日中天终究抵不过生活上的竭蹶万分。北京大学连年欠薪,致使其负债高达近两千元,这是他不得不另谋出路的主要原因。纵然顾颉刚也曾因为不满于校中派系斗争而欲舍之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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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悲扬喜降噪提神
如果在音乐教科书中将打击乐置于“噪音”的贬义性词语下,并以此对比民间描述“锣鼓齐鸣”“锣鼓喧天”“紧锣密鼓”“开场锣鼓”“威风锣鼓”“当面锣对面鼓”等带有喜兴气息和赞赏口吻的词汇,就会明显感受到两者之间的不同。老百姓的口语,没有贬义性,与教科书截然相反。为什么城里人觉得不入耳的音响,乡民反倒享受?为什么城里人视为“声音污染”的“音源”乡村视为“生存资源”?只有节奏,没有旋律,既属于音乐好像又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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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作为音乐的自然属性
二十一世纪以来,大历史学科研究领域关于研究方法所涌现出的诸多尝试——从情感史到阅读史、从文化相遇史到人类记忆史、从新帝国制度史到全球环境史、从科技史到大众史、从口述史到微观史——以争奇斗艳、繁茂异常的新景观成为西方音乐史学转型的重要外部推力。随着全球化步伐的深入及至当下遭遇挫折,音乐作为人类听觉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围绕“如何认识音乐的时间绵延和空间绵展”所展开的一系列新探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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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与文章的滋味
这是我第三次为焦桐的书写序。第一回序《文学的餐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题为《纸上得来味更长》,初刊《中华读书报》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二回序《台湾味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一年版),题为《诗人的美食》,初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二〇一〇年九月五日。那两篇文章写得不错,轮到为《慢食天下》作序,自然得拿出十二分精神,万万不能“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因为知根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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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之死
一八七四年五月的一天,在曾经喧闹的潘公馆,身家显赫的广东富商潘仕成正病恢恢地躺在床上。家里突然闯进来一群潘氏族人,因为财产纠纷,他们一怒之下将潘仕成摔在地下。事情惊动了南海知县杜凤治,等他赶来处理时,潘仕成已经奄奄一息了,不久后就去世了。纵观潘仕成的一生,经商、收藏、玩壶、实业,样样都玩出了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至今“潘壶”依然为紫砂壶收藏界的天花板。大半生无比荣光的潘仕成为什么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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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之外:作为发生装置的战争与人的历史抉择
一、“反战”话语的深层困境:追问战争叙事的起点与视角 二〇二五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和历史惨痛教训虽未能让战争就此在地球上终结,但却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植入了共同的理念——“反战”。带着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期许,我们在看到一部战争题材的艺术作品或者书籍时,似乎脑海里都会下意识地闪过一句话:这部作品是反战的吗?王升远在其新著《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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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跨越:内战时的上海工运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进驻上海市区,开始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各机关、国营党营企业、文教卫生机构等。爱写日记的蒋介石关于此事只有一句话:“黄昏接恩伯二十六日电称,主力部队已经撤退离沪,彼自称亦已到定海候命,则上海已于昨日沦陷矣。”那个以为来苏已临、中兴可待的上海,何以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呢?上海作为江浙财阀的大本营,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钱袋子,在内战时期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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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银终点”到“规则起点”
重新回到《白银资本》 近三十年来,全球史研究经历了一场鲜明的范式转移。从“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叙事,逐步转向强调多元起点、跨区域互动与非西方能动性的历史构建。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以下简称《白银资本》)无疑是这一转向中的关键著作。该书以“白银流向中国/亚洲”为主轴,重绘一四〇〇至一八〇〇年的世界秩序,勾勒出一个以中国/亚洲为终点的全球流通网络,对欧洲优越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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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蒂克消亡史
程耳曾经拍过一个很棒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用它来形容当代中国男女亲密关系的流变再确切不过。罗曼蒂克是如何消亡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它有一个内在的自我逻辑蜕化:第一阶段是通向婚姻的至爱,第二阶段是与婚姻脱钩的爱情,第三阶段是不再相信永恒的爱情,第四阶段是不再有爱的 situationship。如果用影视剧来代表的话,八十年代的琼瑶剧、九十年代的《廊桥遗梦》、二〇二〇年的《正常人》和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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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未曾活过的各色人生
看到小说题名 All the Lives We Never Lived,第一眼就被吸引,因为这很“印度”。在印度文化中,时空幽渺,万事万物以一种看不见的联系彼此勾连。《华严经》的世界观里,也有“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的宏阔景象。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在此时此地未曾有机会活过的人生,在另一个时空,或许可得圆满。 于小说叙事者梅什金而言,阴差阳错之下,九岁时没能与母亲嘉亚特里一起前往巴厘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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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与罗晖、赵袭
东汉草书家,杜度、崔瑗称于前代。桓灵之世,张芝与罗晖、赵袭名世。张芝颇自矜高,与朱赐书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朱赐杜陵人,时称工书。 罗晖字叔景,京兆杜陵人,官至羽林监,桓帝永寿年间卒。即使以其得年五十计,其生年不晚于安帝永初元年(一〇七)。 赵袭字元嗣,京兆长陵人,官敦煌太守,与张芝素相亲善,灵帝时卒。赵袭是赵岐从兄,《后汉书·赵岐传》载:赵岐“年九十余,建安六年(二〇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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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山”是谁?
温州市图书馆藏有清代学者顾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清咸丰间抄本一部,前有题跋一篇,记录了此书抄校过程,署名为“镜山”。《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温州市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皆著录为“清何澆校并跋”,认为镜山是何澆(卒于一八八八,字心伯,号镜山,浙江绍兴人)。实际上,此处镜山应是鲍抡彦(一八〇三至一八六〇,字邦士,号镜山,江苏淮安人)。何、鲍二人皆号“镜山”,这里为何指鲍氏呢? 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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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牛马,还是作鹰犬
豆瓣网站上有个名为“王小波门下走狗”的小组,成员都是作家王小波的忠实“粉丝”。“门下走狗”典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郑板桥以自刻闲章“青藤门下走狗”来表达对青藤先生徐渭的尊崇。但是考板桥原章,本为“青藤先生门下牛马走”,取太史公《报任安书》首句“太史公,牛马走”之意。心向往之,愿在其门下作牛马而非走狗,可能更合郑板桥洒脱孤傲之本色。袁枚这一误传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总让人疑心有点不怀好意。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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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读韩愈
乾隆皇帝喜爱韩愈的《短灯槃诗》,甚至设身处地,想象自己寒夜伴着一盏短槃青灯,苦哈哈地读书。如果因读韩愈的诗而有感于士人命运之无常,乾隆就应该想到,士人的命运很大程度就掌握在他手中。在读书人看来是无常的命运,在他不过是灵机一动,或一时的好恶。我早年读《短灯槃诗》,生出一点感慨,如今则甚漠然,然而还是喜欢诗的好处。“黄帘绿幕朱户闭,风露气入秋堂凉。”“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睜昏头雪白。”从另一方面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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