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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期

| 抗日不需要神剧：日军家书如是说

二0一六和二0一八年夏天，我同王中忱、刘建辉、王铁军、陈东诸位教授一道，受邀参加了日本岩手大学教育学部的基础研究课题——“建立区域合作的自省历史认识”。学部长今野日出晴教授认为，大学及“东北亚历史认识研究会”等研究机构的教师和学者们，有义务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让构成关东军主要兵源的日本东北人，特别是现在的青年学生对七十多年前那场侵华战争和至今尚存的不光彩印迹，形成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愧疚到谢罪

| 大佛次郎战败日记中的“神风”与荷风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镰仓是一个难得的晴天。嗜书如命的作家大佛次郎约上了友人到横滨的旧书店闲逛，并在一家店里发现了不少令他垂涎的好书，其中包括英译的三卷本《堂吉诃德》。询价后，书店老板当即表示这些书只换不卖。当得知心仪之书须以永井荷风的作品相易时，求购者不禁感叹：“荷风也因战争被抬高了身价。”在菲律宾战场战事正酣、日本国内兵荒马乱、市民因疏散而流离转徙的非常时期，荷风文学“洛阳纸贵”之风行让大佛颇

| 城市意象：原典和新用

在城市设计这个领域中，《城市意象》怕是迄今最有名的理论著作之一了。它的作者凯文·林奇（一九一八至一九八四）早年是耶鲁建筑生。面临一个全面变革的时代，林奇对巴黎美院式样的建筑教育感到不满，因此他出走成了当时人望甚高的建筑师弗兰克·L. 莱特的学生。但是，在塔里埃森的莱特工作室，这位同样出自中西部的青年没有得到他需要的东西，正好，不久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他去远东的机会。最终，林奇又回到了东海岸的波士

| 新人物与旧科举：梁启超的反复和孙中山的不变

清末停科举，民初反思停科举。作为一个过程，二十世纪初年的这一段思想历程由知识人开先，以知识人为主体。因此，主张停科举的主要人物，反思停科举的主要人物，以及十多年之间，先主张停科举，后反思停科举的主要人物都出自知识人。其间，梁启超以其前后反复、孙中山则以恒定不变而引人注目。一梁启超自一八九六年主《时务报》笔政，之后由此起家，在世路动荡中执言论界牛耳二十多年。他后来自叙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

| “痛史当年待补删”

石泉先生完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研究生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在经历半个世纪“历史风雨尘埃的冲刷掩埋之后”，易名《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以下简称《晚清政局》，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在一九九七年重新行世，至今又过了二十多年，这部“少作”“旧作”具有的学术价值业已获得公认，成为跻身经典之林的杰作。这首先取决于著作本身包蕴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与严谨的学风”，如刘桂生先生指出，“本书对史

| 法治的悖论

法治思想与社会契约论都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共同奠定了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两种起源于不同历史时期、内在逻辑迥异的政治思想在理论结构上却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这种矛盾不仅引发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系列争论，而且，在波云诡谲的革命历程中也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一、法治思想的源流法治思想（the rule of law）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晚年的柏拉图，在实践理想国

| 重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政治思想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是一个复辟和反动的时期。它介于一七九二年的第一共和国和一八四八年的第二共和国之间。在拿破仑帝国和两个君主立宪制王朝时期，新旧社会力量不断相互拉锯。这种印象容易使人忽视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独特价值。如果把十九世纪上半叶放置于漫长的法国大革命中加以审视，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历史学家孚雷把大革命视为一场漫长的革命。与将大革命的终结定于一七九九年雾月政变的勒费弗尔不同，孚

短长书 | 陈忠实的道德文章

辛弃疾称颂余伯熙曰：“道德文章传几世，到君合上三台位。”从道德和文章两个方面褒扬其朋友，显然颇为得力。不过我写的关于陈忠实的道德文章，别有意思，这便是：陈忠实的道德要求及其道德体验有益于他的文学创作。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之所以产生强劲的吸引力和浓郁的感染力，惊心催泪，多是因为他的句子充盈着道德的润泽。实际上我也曾经再三赞叹，推崇陈忠实的道德好，文章好。然而陈忠实的道德要求和道德体验如何使他的文

短长书 | “数年粮食，一屋图书”

据鲁迅说，要做学术研究工作，首先要有两个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就是“ 数年粮食，一屋图书”。他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然而又怎能著手？居今之

短长书 | “野比尔”邦奇与地理学传奇

随着大卫·哈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声名鹊起，作为一门“小”学科的人文地理学被更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所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城市研究乃至文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广泛阅读哈维等人文地理学家的论著，致力于学科的交叉和渗透。但是，很多人忽视和忘记了另一位与哈维齐名且更有传奇色彩的地理学家——被称为“野比尔”的威廉·邦奇（William Bunge，1928-2013）。 “野比尔”这个绰

短长书 | 图像证史需谨慎

图像史料同文本史料和口述证词一样，都是见证历史的重要证据。因此早在十八世纪，历史学家就开始运用图像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例如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在《历史及其图像》里，便提到当时的英国史研究采用了贝叶挂毯作为史料。在十八世纪以后，图像史料更被广泛使用。只是尽管如此，史学界对如何在图像史料中发现历史，认识历史，将图像史料作为历史的关键证据，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一些保守的历史学家甚至完全否定图像史料的

短长书 | 考古学取代不了史前史

历史分期问题既是看待世界、解释世界的不同方式问题，也是话语权问题，而历史分期的核心基准——时间则是一个不断被建构起来的概念。一六五0年，爱尔兰大主教厄谢尔（James Ussher，1581-1656）设计了一份年历，确认公元前四00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这个星期天上帝造人。随后，剑桥大学校监莱特富特（John Lightfoot，1602-1675）经过细心考证，认为上帝造人的确切时间是这一天上午九点

短长书 | 水晶的尴尬

我们已经知道，夏志清发表于一九五七年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首开重评张爱玲并肯定她在文学史上地位之先河，以后的若干年里，其影响一直在发酵中，而只有到水晶评论张爱玲小说的文章在七十年代初期陆续出来，才可以说是将“张爱玲热”真正点燃。水晶原名杨沂，他自己就是作家，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学养，又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学批评训练。他下了很大的功夫细读、熟读张爱玲作品，运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发人之所未发

短长书 | 祭祀与德行

一一九一七年，王国维写就著名的《殷周制度论》，文章开头便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在他看来，西周王朝发明了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三种新制度，这些伟大的创举可以“安国家、定民人”，乃“万世治安之大计”。该观点广受赞誉，也存在不少争议。比如陈梦家便认为，王氏所列举的周制，在殷代都已有了端倪。那么，周之于商，究竟是革新还是因袭呢？从亲属—政治制度来看，二者兼有

短长书 | 达尔马提亚：海边的南斯拉夫

如果一个人想要好好瞧瞧从前的“南斯拉夫”长什么样，可又不愿碰触那些最让人心碎的部分，那么我很想建议他去亚得里亚海东海岸走一走，那里有个达尔马提亚。它曾经属于南斯拉夫，现在属于克罗地亚，但也永远属于蔚蓝的亚得里亚海。当“南斯拉夫主义”的理念遁入历史深处，而我对达尔马提亚海岸与日俱增的想念，也似乎带上了对一种另类乌托邦图景的不真切的向往—达尔马提亚，从前是“海边的南斯拉夫”，是作为旅游胜地的独特存

品书录 | 一部写了半世的书

从不惑到耳顺之年，一部《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竟然写了半世。李白《将进酒》，在中国，妇孺皆可诵之。诗，情似奔马，势不可遏，宣泄不羁。无论何人读之，都会为其强烈感染。豪放者借其显示豪情，抑郁者凭其发抒郁闷，得志者以其寻欢，落寞者依其振作，影响至为深远。我也是少时即可背诵，感受与众人同。然而到了不惑之年，一日读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

品书录 | 找回丢失了的中国故事

英国诗人吉卜林曾写道：“哦，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能相聚。”要是事实果真如此，人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了。可悲的是，这样歪曲历史事实的陈词滥调竟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不光来自西方的学者对此念念不忘，中国人自己也往往习焉不察。于是，采取广阔而平实的比较视野，重新梳理中西文明之间的关系，成了刘东多年来“长问西东”的出发点;把被遮蔽的历史事实揭示出来，让“失语”的

品书录 | 让“可信”的人更“可爱”

王国维曾感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本想通过研究哲学解决“人生之问题”的王国维反倒陷入了“可信”与“可爱”两难取舍的烦闷中。虽是抱怨之词，却也无意中揭示出了学术研究尤其是人物史研究中存在的一对永恒矛盾，即如何处理好“可信”与“可爱”关系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张剑的近著《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以下简称《华裘之蚤》），颇有别开生面之感。《华裘之蚤》以何汝霖、季芝

品书录 | 人性与政治的伦理张力

政治作为一种人类公共事务的管理现象，几乎与每个人利害攸关，政治的发展历程始终是人类对社会进步不断探究的历程。然而，它又是最扑朔迷离和令人难以捉摸的现象，人性的复杂决定了政治的复杂性。政治甚至还是人性的一种催化剂，人性中的善与恶、智慧和奸诈、正义与卑劣、激情与厌恶等复杂性和多面性，都可能出现在政治现实之中，从而使政治的复杂性为人类社会的其他现象所不及。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政治始终是一项人类

品书录 | 古典音乐何以背离了“公共”与“日常”

二00七年一月十二日，华盛顿朗芳广场地铁站。一个衣着普通、头戴鸭舌帽的街头艺人，在周五早上人来人往的华府地铁站，拉着招徕听众的小提琴曲。他脚边放着收钱的琴盒，四周则是来去匆匆的上班族。他整整演奏了四十多分钟，只有七个人停下脚步驻足听了片刻，二十七位路人往琴盒里扔了钱，一名三四岁的男孩想多听一会儿，被急于送他上幼儿园的母亲硬拉走了。终于，有一位听众把他认了出来——他其实并不是无名的街头艺人，

品书录 | 无问「西」「东」

对于许多美国非裔作家来说，不管其作品中是否直接出现音乐元素，都常常呈现出一种强烈的音乐性。不同种类的爵士乐的各种节奏与旋律近乎以压倒性的方式激发着他们的创作灵感，并深深地影响、形塑着他们的创作心理、创作过程与创作成品。敏锐的非裔批评家们也纷纷著书立说，在《非裔美国小说中的音乐》《黑皮肤的俄耳甫斯：从哈莱姆复兴到托妮·莫里森》《摇摆的方言：爵士乐与非裔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等一系列作品中持续、深入探索二

品书录 | 沈周画中的文人如何读书？

“山迥烟云重，门闲草木深。读书不出户，谁识道人心。”这是“吴门画派”代表画家沈周（一四二七至一五0九）在其《秋林读书图》（图一）中题写的诗句。沈周在画中描绘了这样一种场景：在旷远的深山中，陡峭的山麓下，几株参天的大树环绕一间茅屋。被山坡和树木遮蔽而露出半截房舍的茅屋，并无显而易见的读书人在其中。但因“读书不出户”，大抵可以想见在茅屋中正在潜心读书的文人静坐其中，可谓不见其人而人在其中，不闻其声则书

读书短札 | 正体、古体与俗写体

每个时代，书写的字体不止一种，功能自不同。启功《古代字体论稿》说：“每一个时代中，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说俗体字。”历代正体字、古体字有“详而静”的特点，俗写体则“简而动”。在字体演变期，正体字的字体几经改变。大体说，商周到秦朝是古篆时代，正体字是篆类字体。汉朝时，战国秦时古隶演变为方广的汉隶，且有蚕头燕尾，取代篆书的正体字地位，文字书写进

读书短札 | “不二过”？“不诿过”？

孔子表扬颜回，说他：“不迁怒，不二过。”（《论语·雍也》）王力《古代汉语》注释：“不二过，不重犯同样的错误。”（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上册第一分册，166 页）我上大学时旁听中文系古代汉语课，王力此书为教材，这个解释是我当时获知的标准答案。杨伯峻《论语译注》也持同样看法。我曾多次引用过这句话，用着用着就产生了疑问。我的疑问首先是文学的，“不迁怒”和“不二过”，语法不对称、修辞不对称。“不迁怒”

读书短札 | 漫画

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巴门尼德

读书短札 | 四七二十七

我从张中行老师的文章中得知了一个“四七二十七”的故事：二人争论不休，一个说四七二十八，另一人坚持四七二十七。官员过问，问第二人，你是否确认四七二十七，回答绝对如此。官员说好了，无罪释放。然后下令打四七二十八论者的板子。此人大呼冤枉、不公，官员乃告之：“他都认为四七二十七了，你还和这样的人争论，不打你打谁呢？” 读后，甚受启发，还替官员多想了一句话：“打他？打死他也没有用啊。打你，打两下你不就